6月13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办的“社会政策创新与职工生活品质提升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职工生活品质的新影响因素”“职工生活品质提升的基本路径”“职工生活品质提升中的工会角色”等展开研讨。
困境：
从工作生活不平衡到被替代的焦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庄文嘉基于对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企事业单位的访谈，以及对广东省职工开展的12842份问卷调查数据认为，当前影响职工生活品质的新因素，即从工作生活不平衡到被替代的焦虑。
他分析道，算法监控系统将“即时响应”量化为绩效标准，劳动者被迫进入“随时在线”的数字化劳动场景。这种技术驱动的劳动模式变革，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使竞争从“显性工时”转向“隐性付出”。工业时代以“固定场所、显性工时”为立法基础，未能适应数字劳动的“去场所化”“碎片化”特征，导致劳动者休息权保障不足。
庄文嘉说：“职工生活品质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区域和群体层面，还呈现历时性变化。传统劳动法律体系正面临新挑战，表现为隐性加班增多、数字化岗位焦虑加剧。这种焦虑可能从时间让步扩展到薪酬降低，最终形成全面妥协，削弱职工生活品质。”他呼吁：“技术发展必须与职工生活品质同频共振。”
思考：
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福利体系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从福利社会分工理论视角，探讨了提升劳动者生活品质的路径。
他认为，公共福利是公共社会政策的直接体现，财税福利和职业福利则分别属于隐性社会政策和私人社会政策的范畴。当前，政府主导的公共福利备受关注，而财税福利和职业福利的作用却被低估。实际上，这两类福利在收入分配调节、社会风险防范、社会福利改善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为实现生活品质提升目标，岳经纶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公共社会政策的作用，有效发展基于社会公民身份的公共福利（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需要，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前提；二是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多样的职业福利，充分发挥私人社会政策在提供整体社会福利上的作用；三是创新财税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社会政策功能，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支出压力。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福利体系，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协同机制，从而提升生活品质。
路径：
目标导向、数据驱动、协同联动、动态优化
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陈泳欣表示，在探讨“职工生活品质”议题时，必须将工会这一被职工视为“娘家人”的组织纳入分析框架的核心位置。工会的救助帮扶工作是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提升职工生活品质是满足职工全面发展需求、增强工会凝聚力吸引力的“核心”；助力职工实现美好生活则是工会工作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
中企群工效能研究院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研究中心主任易媛则重点推介了其参与研究的成果《职工美好生活路径图》，提出通过数据量化职工需求，构建“需求洞察——服务供给——效果评估”闭环，推动工会服务向数字化、生态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