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克明女士的工会故事
我来工会的时候是1952年3月，不到22岁。现在省总工会做工会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是我跟麦河志，以前还有崔洪，不过他已经过世了。我们三个原来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香港搞工运，是香港工会联合会行业工会产业工会的人。我1948年18岁参加工会活动，那时是香港上岛中学的学生。上岛中学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寄宿学校，我在学校加入共青团。我们白天上学，晚上到工会里面当老师，教工人读书，参加工人活动。我1949年在工会入党。
1949年以后我接受党的领导，联系一些工人同志，已经是香港树胶塑胶业总工会联合会联系人。现在这个工会还在，还在内地设有办事处，广州也有，东莞也有，深圳也有，由我担任国内的联系人，有什么活动也邀请我参加。
我1951年12月回来，在华南分局休整学习了几个月。本来要派我到别的单位去工作，我说我不去，我还是想搞工会，别的工作我不会干，我就是要干工会，我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我们香港的同学有些去市总工会有些去省总工会，我当时就选择了省总工会。
广州市总工会比省总工会筹备得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筹备了。市总工会基本是靠我们香港工会的很多骨干同志筹备的。省总工会筹备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不同的是，市总工会从香港回来的人都是工人干部，省总工会的就不止工人干部，还有学生，有搞工运类的，有搞青运类的，在香港都是地下骨干。那个时候刚刚解放，南方大学培育人才，也有很多同志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过来的。
1952年3月我来到省总工会，分配到干部学校。干部学校那时还只是个雏形。没有校舍，我们就在中山六路跟解放路交界的地方，租了一个旧旅店，叫做龙园酒店，做学校校址，办训练班。训练班配备有基本的人员，有管组织的，有管教学的，有管行政管理和财务的。我刚去的时候是当辅导员，郑康之前在那里当打字员。
训练班是按照业务需要开班的。比如哪个部门要训练全省的干部，就送一个计划报给主席。可以开班了，就把这个部门的人全部带到训练班里去，自己管业务。我刚去的时候开财务班，就是整个财务部的人到干校去，自己负责教学业务，部门的人讲课或者请外面的人讲课，干校这一帮基本的人员只管行政，包括住房、伙食、纸张印刷、教材供应等。财务班办完以后我们也开宣传员训练班，训练共产主义宣传员。
此外，我们还要完成另外的业务，比如开始扫盲的时候，要办速成识字班。当时我被分派到现在的光孝寺，也就是原来的华南文艺学院办识字班。那个时候的工作作风是接到任务让你下去办事，你就是卷起铺盖到那里去，住在那里睡在那里，也不管白天黑夜。我们没有下班时间，只有吃饭时间，吃完饭还是要工作。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不提要求。那时候大家都住在永安堂，五楼是女宿舍，四楼是男宿舍，每个人一张床一床被，全部的家当就是那么多。我21岁从香港回来的时候，也只带了一套衣服，连被子都没有，到这里才从朋友那借了床被子，穿了别人一套衣服。现在的小孩，这个年纪大学还没毕业，到宿舍里面还要爸爸妈妈帮他把床铺搞好才去住。
1954年，我们向省委党校（那个时候叫革命干部学校）借了一个地方，正式挂牌叫广东省总工会干部学校，是省长批准我们借的。没有校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过去找省总领导，领导说省里有责任给我们提供房子，让我们去找安平生(副省长)。后来我们向安平生反映，安平生想了想说：“我批准你，你去革命干部学校借房子。”省总后来又调了教务长，调了几个科长，调了教研室室主任，把干校的架子搭起来了。后来我们也搞基建。怡乐村那一带都是干校最早开发的，现在的经济干部管理学校就是我们的干校，隔壁宿舍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家属宿舍，连起来整个山头几乎都是我们开发的，原来那个地方是一个墓地。1955年以后干部学校正式建成，除了学院宿舍和办公室是两层楼，其他都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建好后就搬过来了。在教学上，我们继续沿用以前的办法，比如办文化宫人员培训班，就是文化宫自己派同志过来讲课，我们只是讲一些基础课。
1957年以前，我在干部学校做辅导员，主要工作是向学员传达首长的讲话报告。学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些讲潮州话有些讲海南话，首长的话不一定听得懂，听不懂的我就给他们再传达一遍。因为之前开会的缘故我经常下到地方去，能够听懂比较多方言，潮州话听得懂，海南话也听得懂，我就按照当地的语言给他们传达。当然，我听得懂的主要还是文字语言，有些太生活化的方言我还是听不懂的。
1957年，我27岁，从中南学习回来就开始做班主任，给学生上课。我主要是讲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这门比较基础的课程，给很多班都上过。
在干校期间，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到下面办训练班，我也去过海口市给他们讲课。我们办训练班坚持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那个时候我们备课都不是在学校里备的。比如我讲工会的性质作用任务，性质那是肯定的，作用有三个作用，生产生活教育，任务则是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农垦工会的任务跟财贸工会不一样，财贸工会的任务跟其他工会也不一样，备课就要到下面搞调查研究。比如我们办农垦班的时候，就到下面徐闻的农场去搞调查研究。我还曾经找过农垦工会的人一起到珠江农场，好好研究这个课我们应该怎么讲，培养干部的时候应该讲清楚什么问题。
除了办训练班，工会在每个时期都要承担党的重要任务。比如1956年是全行业公私合营，我被抽调出来，由工会办公室主任欧锦带队，作为省工会一小组成员参加全市公私合营工作。当时小组各队员有具体分工，我被分到广州市的毛巾厂行业。我们工会下去做什么工作呢？整顿工会组织。公私合营以后，原来的资本家合营了，工人当家作主。我们下去就是要把每一个工厂的委员会组织好，协助做好工厂合资，选出工厂的领导班子。
四清运动也是我们下去搞的，哪些工会主席不适合的，哪些人有违法行为，工会领导班子行不行，现任工会得力不得力，下面有没有工会小组，都要审查。我们整顿工会组织，同时也看工会有没有为工人办事。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有个工人的老妈妈哭着向我投诉他们的工会主席。她的儿子是一个工人，有时候精神有点问题，好久没找到对象，后来找到对象准备结婚，去找工会开证明，结果厂里的工会主席不肯，认为他有精神疾病，言行导致那个年轻人受了很大刺激。后来她带我去看她的儿子。我跟这个年轻人沟通后，下去跟部门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处理不当。当时省委工作队是有权威的，我们就用省委工作队的名义，把他送到了省里的广州精神病院。医院不敢随便接受病人，我们就给他开了个证明。结果工作队还没有撤退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治好了。考虑到他也不能再下车间，我们就把他安排到图书馆阅览室里面看管图书，后来他也生活得很好。
这个事情很典型，那个时候工厂里面类似事情还有很多。作为工会干部，我们下去整顿，就是看工会里面有没有不得力的干部，方法不对的干部，不是为工人服务的干部。
还有一件事情，是糖厂压榨车间的一个老师傅，因为哮喘症长期不能上床睡觉，都是在车间坐在凳子上直着身子睡，很辛苦。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就去造访这个师傅。他向我反映说：“我不能睡觉，想去医院，医院不肯收，厂里的工会也不得力，不给我想办法，我很辛苦。”后来我们通过省委工作队跟厂里的工会研究，把他送到现在的省中医院，也把他的病治好了。
1961年到1963年，我在工人日报广东记者组，当时是叫记者组不叫记者站，也没有多大规模，只有三个人，我、陈烈，还有一个已经作古的同事。我们那个时候做工人日报的记者，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从上到下保持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北京工人日报广东记者组的记者，下面的人对我们很尊敬，安排好的高级招待所，里面的伙食也很好，等于小灶一样。陈烈说：“我们不能住这里，不能特殊化，不能和首长比，要住普通招待所。”我们就搬到普通招待所。我们也经常住在人家的办公室，比如去到江门市总工会，有个办公室是空的，就在那里打个铺，白天一起去饭堂打饭。或者是宿舍里的同志谁下乡了，就到谁的床位谁。我们去采访，跟那些年轻人一起劳动一起做事，写完东西给他看，经过几段审查，一个字也不能马虎，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能失实，始终强调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作风。
1964年开始恢复省工青妇之后，省里组建了一个工青妇干部学校，让我回去当老师。那时候学校没有固定校舍。工青妇干部学校只办过一两期，在原来位于东风中路的广东工学院开了一次班，后来因为广东工学院自己要办大学不能再办，又到瘦狗岭那里借着开了班。后来要大学毛泽东思想，我就被派到佛山跟市总工会一起搞毛泽东思想宣传。
1968年我们就都到五七干校去了。工会恢复之后我又下到地方、下到工厂去当了几年工会主席。1973年底，我被分到韶关广东省机床厂担任工会主席。省机床厂是一个重型机床厂，也是一个重点大厂，之前厂里的工会组织不健全不起作用，我来了以后实实在在开展工作，工会也算是上轨道了。那时韶关有很多大厂，我那个工厂工会算是搞得比较好的。我和乳源林业局的工会主席王振莲一样，算是当时的优秀典型。
那个时候全国大办721工人大学。之所以名称中有721，是因为毛主席在7月21日发的指示：“大学还是要的，大学还是要办的，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学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学什么，学以致用，联系实际。”这在当时属于一个政治任务。上海机床厂从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办了个工人大学，工人要学什么东西，要运用什么东西，就开什么课。我需要机械力学、材料力学，或者要搞工具加工，就找一个工程师过来讲课，哪一个工程师哪一行是最精通，就过来给厂里的学生讲课。这种大学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有些老工人他有知识文化，有高中水平，在生产过程中，有些问题不能自己解决，老师一讲，他就可以结合实际再提高。当然，作为大学教育，这样开设课程肯定是不行的。广东机械厅派了两个工厂的代表去上海学习721工人大学的经验，一个是广东工具厂，一个是广东机床厂。当时到上海机床厂去开会学习参观的有3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广东工具厂的代表，一个是省机械厅教育科的科长。推广到广东来，也分别在这两家工厂办的学校。办学效果还可以。那时有一个有益气候，各大学都开门办学，大学老师也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所以请老师过来上课很容易，也不计报酬。我们就去华南工学院、广东工学院请老师过来讲基础课，厂里也有老工程师过来讲业务课。我们工厂挑了24个工人，都是有高中文化有生产经验的，学习半年的成材率很高。后来政策不停地变，这个工人大学就只有这一期没有第二期。
到了1978年，我调回广州，在广州市建设局工人大学当副校长，做了半年，主要是筹办这个大学。后来这个学校和广东工学院合并了叫做广东工学院西院，我就回省总工会了。
1980年我回到省总工会之后，主要是关心教工的福利生活。我在教育工会做了两件事印象最深刻，其中一件就是教师工资的改革。回来不久，我就被派到肇庆，搞了个工资改革办公室，专门跟教师讲解政策。他来咨询，我就跟他讲解，把相关政策告诉教工，教他怎么争取好点的待遇。我们当时搞调查研究，要制定方案，也要解答很多老师过来咨询的政策问题。有些民办教师，经常发不出工资，我们要调解。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我们几个教育工会的成员组成三个队出去调研，回来还写了一个报告，反映我们全省的情况。当时海南岛还是被划归在广东省，条件很艰苦，我们写了一个很详细的调研报告上报给全国教育工会。他们对我们的报告很赞同，并在全国转发。
我们也组织教师的暑假活动。80年代不能像现在委托旅行社办理，还要打前站，比如去北京，吃的住的，来回的火车票，都要预先安排好，每年搞这个活动是很艰巨很辛苦的。有一次我们还组织大学里面主管工会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去庐山，我、谢良骥、崔洪三个人组织。崔洪是秘书长，代表省总工会，我和谢良骥负责具体工作，请大学里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甚至个别还有党委书记，去庐山庐林饭店开会，请他们谈怎么支持工会工作。搞完这个工作我就离休了。
我在省总工会做工会工作几十年，就几点体会，一个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联系群众，我们作为工会工作人员，什么时候下去，都是跟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做朋友一起谈心一起生活一起去食堂打饭，我到珠江农场去还睡过竹棚。另外一个是要实事求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不是说工人有困难找工会，而是知道工人有困难我们就主动去找他，而不是要等着他们过来找我们。工会应该主动去找群众，特别是基层工会。我在饭堂吃饭，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拿着个饭碗一边走一边跟工人聊天，知道他家里有事你就主动去找他。我一辈子当工会工作人员，一辈子都是为工人群众服务。
我现在也是无所求，基本上都很满足。我们是离休干部，有房子住，每个月有生活费，医疗费全免，家里有儿有女，儿女也不用我们操心。可能现在有些人一听到工会工作也不是很乐意，可能有些人说工会没有什么用。我现在很反感这样说工会有什么用，工会有很大作用，就看你怎么发挥，全世界有工人的地方就有工会。总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作为一个老工会，我今生无悔。
（内容摘自广东省总工会成立六十周年专题）